1929年，建溪（鑿灘段）風貌。 （島崎役治 攝）

延平這片鐘靈毓秀的土地上，擁有著不少令人神往的傳說與印記。當我們循著史冊前往探尋，總會發(fā)現(xiàn)一些閃耀著家族榮耀的典范。其中，那座曾經(jīng)矗立于延平城東的范氏“六桂堂”，便承載著科舉佳話。而更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這座府邸與這個家族奮斗史，還曾引得北宋狀元黃裳為之留下傳世的序言與詩篇。

壹 一門六桂競芬芳，詩禮傳家耀鄉(xiāng)邦

六桂堂的榮耀，源自北宋范氏家族一段科舉傳奇——范迪簡及其兒子們，竟有六人相繼進士及第。這在當時是轟動鄉(xiāng)里、光耀門楣的佳話。

范迪簡，字道卿，于北宋慶歷六年（1046）金榜題名。他為人正直不阿，曾得到同鄉(xiāng)名臣趙抃的舉薦，入京為官，卻因不愿攀附權(quán)貴而“不肯一謁”。他曾任秘書丞、屯田郎中等職，官至卿監(jiān)。范迪簡不僅自己功成名就，更以“淡薄勞苦”作為家訓教導兒子們，著重培養(yǎng)他們讀書進取、不慕奢華的品格。

正是這種嚴格而務實的家教，使得范氏家族創(chuàng)造了“一門六進士”的科舉佳績。據(jù)嘉靖《延平府志》和《范氏登科錄》等史料的記載，從嘉祐四年（1059）到元祐三年（1088）這短短三十年間，范迪簡的五個兒子陸續(xù)登科：首先是范峒，嘉祐四年（1059）及第，官至福建路提舉常平茶鹽等職；繼而是范峋，嘉祐六年（1061）及第，仕途尤為顯赫，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先后知臨江軍、溫州、福州等地；隨后是范嶸，治平四年（1067）題名；再者是范嵎，更是在元豐五年（1082）與黃裳同榜折桂；最后是范峣，也不負眾望，于元祐三年（1088）登科。

“父子六進士，一門六桂芳”，范家的科舉成就，不僅震驚了鄉(xiāng)里，更贏得了當時士林清流交口稱頌。為了銘刻這份榮耀，范迪簡傾力修建了“六桂堂”作為紀念，族中賢達競相題詠，賦得詩章盈室。時至南宋，文學家樓鑰仍贊：“高門儒效許誰同，秀氣于今照演峰。家學一椿連五桂，地靈兩劍化雙龍?！睂⒎妒细缸颖茸鬏x映桑梓的化龍之才。另一位名士曾豐，更是將范家的“六桂堂”與北宋賢相范仲淹府邸的“三槐堂”相提并論，贊其為“文正三槐宅，延平六桂家”。借由這些文辭斐然的詩篇，六桂堂的故事得以跨越時空，成為一種激勵后學、傳承文脈的精神象征。

貳 狀元命筆傳佳話，六桂故事勵后人

范氏家族的輝煌，也觸動了同為延平人的狀元黃裳。黃裳與范家同鄉(xiāng)，鄉(xiāng)里之間應有往來。元豐五年（1082），黃裳高中狀元，而范家的范嵎也名列同榜，這份“同年登榜之誼”，在原有的鄉(xiāng)梓情誼之上，更增添了一份惺惺相惜之情。

這份情誼，引導黃裳將對范氏的敬意傾注至筆端，由此誕生了《六桂堂詩集序》（收錄于《演山集·卷二十一》）。細讀序文，筆者發(fā)現(xiàn)，黃裳詳盡記述了范氏父子六人均已登科的事實，這篇序文是在元祐三年（1088）范峣登科之后才創(chuàng)作的。據(jù)黃裳《演山集》及秦觀《淮海集》相關(guān)文獻記載，元祐八年（1093）仲夏，黃裳曾返鄉(xiāng)南劍州，與秦觀同游順昌步云閣及延平泠風閣，并留下《步云閣記》（署有“元祐癸酉仲夏記”）。因此，筆者推斷，黃裳在歸鄉(xiāng)期間，他親身了解或見證了六桂堂的盛況，并應范氏之請，或是有感而發(fā)，揮毫寫下這篇序言。

在序文中，黃裳將范家與那些只知追逐財富卻最終迅速敗落的“富民之家”進行對比，贊嘆范迪簡“有詩禮之訓，使自求己”，通過詩書禮教將兒子們培養(yǎng)成能夠服務社會的“賢才”，認為這才是真正能夠傳世的富貴。他還肯定了范家嚴格務實的家教理念：“用淡薄勞苦教養(yǎng)諸子，是以諸子惟知讀書求出淡薄勞苦之中，不敢輒有他好，乃克有成”。

除了這篇序文外，黃裳的《演山集·卷八》中，還存有一首題為《寄題范氏六桂堂》的詩篇：

榮到蟾宮父子同，滿堂天秀望仙峰。

六枝已勝燕山桂，八子須攀潁水龍。

風信動人香遠遠，月華垂地影重重。

余芳更有成林日，行見君家萬里封。

詩題中的“寄題”二字，往往指作者在異地創(chuàng)作并寄贈給對方。如果說序文是黃裳在延平親身感受后所作，那么這首詩，則更像是他離開家鄉(xiāng)后，在宦游途中對范家盛事與六桂堂風采的再次回味。詩末“余芳更有成林日，行見君家萬里封”一句后，還附有“公于所居之側(cè)為桂林基，以俟諸孫”的注釋，這個“桂林基”的細節(jié)，顯然源于黃裳在六桂堂的親身觀察，也寄托了他對范氏家族子孫綿延、人才輩出的美好期盼。詩中頷聯(lián)“六枝已勝燕山桂，八子須攀潁水龍”，“燕山桂”是五代竇禹鈞五子登科的傳奇，“潁水龍”則是東漢荀氏八賢的盛名。黃裳認為，范家六子已超越“燕山五桂”的成就，更以“潁水龍”的典故，期望范氏家族能涌現(xiàn)更多杰出人才。

歷史的足音，回應了黃裳的期盼。南宋后期理學家真德秀在《西山文集》中收錄了范機墓志銘，談到了六桂堂之后的情況：“自金紫公（范迪簡）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六桂。至君（范機）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有?！崩^范迪簡及其五子之后，其孫輩中又有三人憑借才學，相繼金榜題名。“一門三世，九人登科”“衣冠之盛，近世未有”的贊嘆，不僅完美印證了黃裳“余芳更有成林日”的詩意預言，更將那份耕讀傳家、教育興才的“六桂”家訓，鐫刻在歷史的長卷之中。

叁 六桂故址今何在，舊紙書中尋蹤跡

打開那些積滿歲月塵埃的南宋《輿地紀勝》、明代《大明一統(tǒng)志》乃至清代《延平府志》，人們總能找到一個有關(guān)范氏六桂堂的共同指向——延平城東、“鑿灘”。

那么，這個“鑿灘”究竟在今天的何處呢？

據(jù)蔡木松先生的《南平城關(guān)內(nèi)外的四十八坊》稱：“作灘坊——現(xiàn)南平造紙廠，舊稱大菜園、馬鈴橋”。在延平方言中，“鑿”與“作”的發(fā)音相近，古籍中時有通用的例子，如乾隆《延平府志》載“大作圳，在演仙下里大鑿”。此處的“圳”，指農(nóng)田灌溉水渠。“大作圳”明確記載為“在演仙下里大鑿”，顯示“大作”與“大鑿”為同一區(qū)域。筆者據(jù)此推測，歷史上的“鑿灘”，極有可能就是后來“作灘坊”的所在區(qū)域。

有意思的是，《輿地紀勝》中還提到“六桂堂在劍浦縣三治里”，這個里程單位的表述似乎有些特別。筆者考慮到古籍在傳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xiàn)訛誤，此處的“三治里”有可能是“三余里”的筆誤。若按照宋代一里約合今天560米來換算，“三余里”大約就是兩公里左右。如果從古延平城的東門（大約在今南平市延平區(qū)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附近）出發(fā)，沿著古驛道向東北方向走上這么一段路，其終點恰好就指向了今天的南平造紙廠及南紙文化樓（舊稱菜園里）區(qū)域。這個范圍，與蔡木松先生所述的“作灘坊”位置高度吻合，為六桂堂曾坐落于此提供了有力的地理佐證。

此外，據(jù)民國《南平縣志》記載，六桂堂的奠基人范迪簡還曾在北宋慶歷年間捐資修建了登科橋和大鑿口橋，這兩座橋梁就在“龍山東畔界”附近。人們?nèi)魧φ张f地圖，沿著龍山（今福建林業(yè)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天麟校區(qū)）往東北搜尋，符合記載的第一座橋梁，其位置恰在今天的南紙文化樓南側(cè)不遠的南紙幼兒園大門附近。雖然古橋早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但其對面新光學校的一段墻體，至今仍保留著與舊地圖上橋梁方向一致的特殊傾斜，這或許正是那座古橋留給我們的一絲淡淡的歷史印痕吧。

綜合這些官方記載、地名演變、距離推算乃至石橋遺跡的蛛絲馬跡，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北宋名噪一時的延平范氏六桂堂，其舊址就位于今天南平市延平區(qū)南紙文化樓（菜園里）附近的“鑿灘”故地。至于宋人方勺在《泊宅編》中提及范迪簡居于“黯淡灘”的說法，因其與眾多地理文獻相悖，且?guī)в忻黠@的志怪色彩，恐怕更多只是文人的想象與附會，筆者認為并不足為信。

時過境遷，如今的六桂堂故址已滄桑巨變。幸運的是，1929年日本人島崎役治拍攝下延平鑿灘舊照，照片雖未直接聚焦六桂堂，卻也為我們跨越時空，遙想黃裳筆下“滿堂天秀望仙峰”的壯麗景觀，提供了吉光片羽般的現(xiàn)實參照。（郭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