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chuàng)新?！薄暗诙€結合”，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敝腥A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它需要與時俱進地彰顯與時代的對話，促使自我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型，賦予中華文明以生命更新。也正是在那次座談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這一重要觀點。

朱子學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長期以來，朱子學作為中國哲學或思想史的一部分，總是處在儒學譜系內部的對話中。

在朱子學研究中，傳統(tǒng)方法如哲學史、范疇論、考據(jù)學、體系建構、概念辨析等，都已取得了蔚為大觀的學術成就，均有成熟論述。在“朱子學是什么”的問題上，經由錢穆、陳榮捷、張立文、朱杰人、束景南、陳來等海內外一批學人的努力，以及《朱子全書》和相關編年史料的出版，已經得到較好回答，傳統(tǒng)學術的現(xiàn)代轉譯基本實現(xiàn)。今人閱讀朱子，可以在諸多前賢的基礎上，通過現(xiàn)代學術概念富于共識地討論問題。這是朱子學從傳統(tǒng)文化走向當代生活的基石。

在當代中國崛起的語境中，朱子學與20世紀末以來出現(xiàn)的符號轉向、文化轉向、身體轉向、空間轉向、視覺轉向、聲音轉向、文化間性轉向、物質轉向、人類學轉向、日常生活轉向，以及新史學、地方性知識、生命政治等概念間，卻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斷裂。而這正是“第二個結合”為朱子學研究打開的全新理論視野。朱子學可以經由與當代思想家、社會問題和時代需求的深刻、細致對話，實現(xiàn)新的飛躍。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就是“‘結合’本身就是創(chuàng)新，同時又開啟了廣闊的理論和實踐創(chuàng)新空間?！倍鴮χ熳訉W的當代研究、社會實踐和思想啟迪而言，“第二個結合”的充分運用恰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chuàng)新?！?/p>

朱子學的開放傳統(tǒng)與當代性

朱子的自我成長之路，絕非規(guī)規(guī)矩矩，“吃現(xiàn)成飯”。他是在繼承前賢的基礎上，因應當時社會提出的問題，在具體實踐與學派對話中，提出并完善自我學說的。大體來說，朱子要應對的問題有二：一是在思想上，他要妥善處理“儒佛匯通”的問題。佛教在當時思想界的影響力，絲毫不亞于現(xiàn)象學或人工智能對當代社會的影響。而朱子深入佛老，在充分尊重、了解對手學說的情況下，反身自省，大刀闊斧變革儒學，重新詮釋經典，使“格物致知”成為新儒學的重要內涵。二是在實踐中，他要明確提出并捍衛(wèi)“主戰(zhàn)”立場。正是在對這一立場的堅守中，朱子秉持了儒學的入世傳統(tǒng)，也實踐了他自己的道德理想。在與陸氏兄弟、湖南張栻、永康陳亮等人多次辯駁中，朱子發(fā)展了自己的學術，使學理更加具有說服力和解釋力。

可以這么說，朱子學內在地具有一個開放傳統(tǒng)。他固然要“辯”，如王霸義利、德性問學、已發(fā)未發(fā)，但是，他也深刻地認識到“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ǎng)轉深沉”。朱子能夠注意到事物的精微之處，將其分離開來，使世界本源的復雜性得到顯現(xiàn)，而非武斷地面對現(xiàn)實。朱子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辨析不同的概念語境，將具有本質特征的概念（如“心”）顯示出不同的面相。還有論者更深刻地指出，朱子重視“理一分殊”中的“分殊”就意味著必須承認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在堅持儒家道統(tǒng)的基礎上，嚴肅研究文化的多樣性。

朱子學的這種開放傳統(tǒng)，更進一步體現(xiàn)在朱子及其后學對待社會治理、自然科學、文學創(chuàng)作、民間信仰等多重領域之中。它暗示了朱子學與當代反本質主義社會思潮的契合，也顯現(xiàn)出朱子學研究應該具有的開放性和當代化。朱子學不該止步于“存天理，滅人欲”之類的簡單概括；將朱子學與“開放社會科學”以來的世界人文學科研究視野相結合，則可能使其出現(xiàn)更為豐富的細節(jié)、更具延展的可能。朱子對世界的觀察與思考也能為全球化、媒介化、視覺化、聽覺化、具身化、社群化等議題給予啟迪。

這就是朱子學的當代性問題?！翱思簭投Y”是儒家的價值指向，而在當代社會中，“己”之難克、不該克，甚至應該被捍衛(wèi)，已成某種社會認識。當代社會無法再“追求單純的個人克制了私欲的集體性精神和睦，而是要尋求在個體利益訴求與集體和睦愿望之間達成一個大致的平衡，并以此為基礎去追求個體精神提升?！苯袢罩岸Y”是一個“個體利益訴求與集體和睦愿望之間達成”大致平衡的“禮”，它非等級秩序、亦非市場拜物，而是一種現(xiàn)代的、融匯“第二個結合”的禮。包括朱子學在內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研究，最終應開出這樣的“禮”，以此彰顯出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在學理、價值、規(guī)范和日常生活方式上的存在與作用。

當今的社會語境和時代境遇

除了內在具有的開放傳統(tǒng)之外，朱子學的當代性還表征于新的社會語境之中。在同一文化傳統(tǒng)的人際交往和社會秩序層面，當代與古代相去不遠；而在全球視野、環(huán)境變遷與媒介技術層面，古今之變極為劇烈。當代人面臨著當代人的問題，乃至危機。這些危機包括且不限于：社會信任危機、國際政治危機、經濟與金融危機、氣候變暖與核應用危機，去本土化、流散與移民、性別身份等文化危機，以及虛擬技術主導的未來危機，等等。特別是傳統(tǒng)價值觀及其文化表征在日益傾向個體化、物質化的時代境遇中，權威難再而導致信仰危機。

朱子所言的“物物一太極，統(tǒng)體一太極”包不包括虛擬的數(shù)碼物？在對“不誠無物”等話題的討論中，如何面對“由非身體化的機器裝置產生的空間已經能夠將知覺從肉身的限制中解放出來”等判斷？在后人類的視野中，自我的主體意識需要得到重新界定與分析。

世界與人都在發(fā)生巨大變化，由此衍生的各種話題還有很多。面對一個文化早已普及化的時代，朱子學如果不能盡可能開示、啟發(fā)具有鮮活性的議題，而只局限在知識人修身養(yǎng)性的層面，便很難真正與時代對話，也無法從“高頭講章”變?yōu)槿藗兊娜粘Ｉ?。正因為此，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社會批判理論和朱子學的“第二個結合”，就尤為重要。

那么，今天的時代境遇究竟如何呢？至少有以下三個“不同”值得當代朱子學研究者重視。一是與朱子所處的農耕社會不同，當代是技術時代。人在面對自我與他者時，已經不再只是“性情動靜”在發(fā)揮作用，算法、流量都在發(fā)揮著作用。二是與朱子所處的鄉(xiāng)土社會不同，當代是社群時代。性與情的關聯(lián)，更多時候被某種小眾的偏好所左右，圈層文化愈發(fā)明顯，二次元圈、電競圈、粉圈，乃至漢服、手帳、搖滾、戲劇、相聲、窮游等，都有可能成為今天討論“氣質之性”的重要內容。三是與朱子所處的帝國時代不同，當代已經進入了深度全球化的新階段。南宋前期民族和階級矛盾也不可謂不尖銳，但與今日國際形勢的風起云涌幾乎與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的情形相比，顯然已是迥異。當代世界已接受了全球化的洗禮，對“他者”思想的習以為常（包括動物倫理），是當代討論“理氣異同”，尤其“稟賦”“萬物之異體”等話題的新語境，在此基礎上甚至“成男成女化生萬物”也可能有新的詮釋。

總之，以“體用一源”為特征的朱子學，在“用”的層面上需要充分慮及當代境遇，將社會公共問題納入其研究與議論的范圍之中，使朱子學具有未來面向。整體看，哲學思考的下沉，以及傳統(tǒng)、文化的物化都是一種趨勢。學術研究既無力阻擋它，更不能忽視它，只能迎上去，展開認真的思考和討論。如此，朱子學是有可能為困于自我與社會、全球與本土、身體與精神等二元困境中的當代人提供富于感染力的“思想?yún)f(xié)調方案”。

重新回應學術研究的當代性

朱子為學重“知行合一”。其實，強調當下、強調社會、強調思想的延續(xù)性與創(chuàng)造性的學術取向，不僅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體現(xiàn)，也與朱子本人的治學要旨是高度契合的。朱子主張縣學時不僅要求學生重視“為己”之學，而且認為學之重點在于“通當世之務”。他“平日課考縣學弟子的策問，就都是要諸生本程學立說，一部分是對經學、理學義理的獨立探討研究，一部分是對朝政時局、經濟賦稅、科舉教育等迫切現(xiàn)實要務的進言獻策?！?/p>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根脈，需要與強調現(xiàn)實變革與目標指向的馬克思主義這一“魂脈”相結合，朱子學的“知行合一”在某種意義上是相契合的。朱子學研究從規(guī)范性研究轉向詮釋性研究，本質上是研究者的思維方式從探求普遍的超歷史的“本質”（本真）轉到不斷變化的社會適應性上來。進入后現(xiàn)代社會，人們已很難相信存在一種“大寫的哲學”（羅蒂）、“宏偉敘事”（利奧塔）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人類問題。中國傳統(tǒng)儒學不行，朱子學也不行，它需要人類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而不只是尊重、延續(xù)舊有的歷史。恰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p>

我們將“傳統(tǒng)”視為舟楫，目的并非舟楫本身，而是借舟楫“過河”。同理，傳統(tǒng)之于當代，要緊的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帶來的效應。試圖以古禮來規(guī)范社會，這是為傳統(tǒng)“造像”。而“造像”之后，還要讓傳統(tǒng)走下神壇——不是打破傳統(tǒng)的神壇，而是使傳統(tǒng)從神壇走進人們的心里，落實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盲目的朱子學、儒學有三種表現(xiàn)：一是復古式崇拜，二是片面化詆毀，三是潮流型復興。當下，朱子學、儒學，乃至傳統(tǒng)之“像”尚未“造”好，仍需學者在多元議題的討論中使其更富前景，讓儒者之心、朱子后學更獲當代認可，全面參與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建構之中。

經過了現(xiàn)代學術的洗禮，面對傳統(tǒng)文化，研究者的“造像”與“發(fā)心”理應是一個合二為一的過程。“造像”是要延續(xù)根脈，傳承中華文明的基因；而“發(fā)心”則是要發(fā)揚魂脈，“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引領中國走進現(xiàn)代世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與現(xiàn)代轉型?！薄鞍l(fā)心”的目的是改造當代人的生活，希冀朱子學能夠回應主體哲學瓦解之后，人類面臨的基本理論問題，返古開新，守正創(chuàng)新，淡化殿堂式“研究”，轉而從“思想與時代”入手，再造一個具有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意義的“新考亭學派”。

（作者系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